三星堆是夏朝都城遗址
目前，三星堆很火热，各种神奇言论（或者叫做观点），纷纷出笼。归纳起来，这些奇谈怪论，大致有二：
一是各种稀奇古怪的“西来说”，虽千言万语，可一言以蔽之：三星堆的一切光辉属于洋人，不属于中国。他们有什么靠谱的依据吗？没有。关于三星堆文明的一切“西来说”统统是拍脑袋胡诌。
二是各种为论证中华文明是多元起源而创立的“新理论”，虽万语千言，亦可一言以蔽之：夏朝不存在。他们有什么靠谱的依据吗？没有。什么“满天星斗”“多元说”之类统统是拍脑袋胡诌。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献浩如烟海。事实上，要想知道三星堆遗址到底是怎么回事，只要认真读过史学入门书《史记》，也就明白了，不会胡诌了。
一、中国考古应按照史书去挖，去解释
没有家谱的文盲暴发户，才必须依赖“考古”来新修家谱。但是，因为祖祖辈辈是文盲，挖多少祖坟也找不到文字依据，一切全靠挖坟掘墓者脑补，因此，靠“考古”而编造出来的家谱，往往很不靠谱。例如，靠考古编制出来的古埃及家谱，是建立在还是茫茫大海的尼罗河三角洲之上（参阅《“古埃及”毫无存在基础，是虚构出来的伪史》）；“巴比伦”家谱，是建立在巴比伦的孩子们背着100多斤重的土坯砖上学之上（参阅《西方伪造极不靠谱的泥版文书、楔形文字，是为了画一张世界地图》）；“古印度”家谱，是建立在中国唐朝时“雅利安人”仍以贝壳作为货币的基础之上（参阅《古印度史是依据什么编撰出来的？答案是：忽悠》）。无疑，鼓吹“三星堆文明”西来说，是对文字与智商的侮辱。
中国是举世无双的历史文化大国强国，这个世界上唯有中国拥有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完整有序系统连贯的家谱。解读中华历史，必须以中国正史为基础，“考古”仅能担当拾遗补缺的角色，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在中国搞考古，按照史书记载，按图索骥地去挖，必是八九不离十；对于挖出来的东西，也必须且只能按照文献记载去解读，无法也无须脑补。
研究甲骨文，是当今中国的显学。国家为了尽快破译甲骨文，早已向全球高悬重金，遗憾的是，能破译古埃及文、楔形文字的西方专家，至今无人揭榜。
近些年来，一再有人撰文，把发现殷墟的过程写的神乎其神。其实，稍稍阅读史书就能知道，自商朝灭亡以来的漫长岁月里，历代中国文人都知道这个殷墟的存在。在《史记》里，殷墟的地理位置都记载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殷契，（【索隐】：契始封商，其后裔盘庚迁殷，殷在邺南，遂为天下号。契是殷家始祖，故言殷契。【正义】：括地志云：相州安阳本盘庚所都，即北蒙，殷墟南去朝歌城百四十六里。竹书纪年云：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墟，南去邺四十里，是旧邺城西南三十里有洹水，南岸三里有安阳城，西有城名殷墟，所谓北蒙者也。今按：洹水在相州北四里，安阳城即相州外城也。）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
史书记载的殷墟的位置，与现实的“考古”结果完全一致。
至今，某些人还在“怀疑”夏朝的存在。近年，二里头遗址已经向社会开放。这里是不是夏朝都城？其实，这根本不是问题。古文献关于夏朝的记载之多，可谓不胜枚举。和殷墟一样，自古以来的中国文人都知道这里曾经是夏朝的都城，《史记》：
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正义】：……臣瓒云：斟寻在河南，盖后迁北海也。汲冢古文云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又居之。尚书云：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须于洛汭。此即太康居之，为近洛也。又吴起对魏武侯曰：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又周书度邑篇云：武王问太公吾将因有夏之居，即河南是也。括地志云：故鄩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盖桀所居也……）
关于“夏桀之居”的地理位置，同样是记载得清楚明白，与二里头的完全一致。
再往前便是尧舜时代。对于尧之都城，史书同样记载了明确的地理位置，还记载了尧舜时代的天文历算活动，《史记》：
帝尧者，（【正义】：徐广云：号陶唐。帝王纪云：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徐才宗国都城记云：唐国，帝尧之裔子所封。其北，帝夏禹都，汉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太行恆山之西。其南有晋水。括地志云：今晋州所理平阳故城是也。平阳河水一名晋水也。）放勋。……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岁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正四时。……於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舜乃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
又，《元和郡县志》：
晋州，平阳……《禹贡》冀州之域，即尧、舜、禹所都平阳也。春秋时其地属晋，战国时属韩，后韩将冯亭以上党降赵，又属赵。在秦为河东郡地，今州即汉河东郡之平阳县也。
于是，在这里发现了陶寺遗址，出土了尧舜时代的天文台。阅读《大戴礼记·夏小正》《史记·历书》便知，尧舜时代便已经建立了完备的历法制度和与之密切相关的礼法制度。
三处遗址，皆与史书所载契合。这些遗址的出土，与其说是“考古”“发现”，不如说是按图索骥而得。
二、三星堆是夏朝都城之一
三星堆也是如此。我们只要读读《史记》，就能大致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因为古人早就记载了这里有高大上的宝贝。
众多的古文献记载，大禹出生于这一地区。《史记》：
夏禹，名曰文命。（【正义】：帝王纪云：父鲧妻修己，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坼而生禹。名文命，字密，身九尺二寸长，本西夷人也。大戴礼云：高阳之孙，鲧之子，曰文命。杨雄蜀王本纪云：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括地志云：茂州汶川县石纽山在县西七十三里。华阳国志云：今夷人共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至今犹不敢放六畜。按：广柔，隋改曰汶川。）
《后汉书·郡国志》之广柔县，李贤注曰：
帝王世记曰：禹生石纽。县有石纽邑。《华阳国志》曰：夷人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过，逃其野中不敢追，云畏禹神；能藏三年，为人所得，则共原之，云禹神灵佑之。
《元和郡县志》：
汶川县，中下。北至州一百里，……广柔故县，在县西七十二里。汉县也，属蜀郡。禹本汶山广柔人，有石纽邑，禹所生处，今其地名刳儿畔。
《史记》是古代读书人的必读书；完整记载这一世系的《大戴礼记》更是古代读书人的必修课。因此，自古以来的中国文人都知道，大禹就出生于今北川、汶川一带的“石纽邑”、唐代称之为“刳儿畔”的地方。自古以来，大禹出生地的周边地区，一直被当地人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圣地；这一传统一直保持到解放前。打开地图，我们就能发现，这里与三星堆遗址相距不过二三百里。
大禹是黄帝的玄孙。蜀地是大禹祖宗的封地。《史记》：
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索隐】：降，下也。言帝子为诸侯，降居江水。江水、若水皆在蜀，即所封国也。水经曰：水出旄牛徼外，东南至故关为若水，南过邛都，又东北至朱提县为卢江水，是蜀有此二水也。）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
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
黄帝与其正妃嫘祖生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均被分封于蜀地为诸侯。其第二子昌意，即大禹的曾祖父，被封于若水地区。从此，昌意及其子孙后代定居于这里。随着颛顼帝分封子孙，加之大禹登基和夏朝建立，作为夏后氏的龙兴之地，蜀地成为夏后氏至关重要的基地之一。《华阳国志·蜀志》：
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
“蜀”之得名，很有可能与昌意有关。《说文解字》：
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蜎蜎。《诗》曰：蜎蜎者蜀。
蜀即蚕。众所周知，嫘祖始蚕。以蜀为名，是对嫘祖后人的血统标志。显然，其后人也以此为傲，蜀之后世甚至有以蚕丛命名的国君。昌意为嫘祖之子，当然拥有发展蚕桑业的天然优势。自古以来，蚕桑业始终是蜀地代表性的优势产业。我以为，所谓“纵目”，正是对“上目象蜀头形”的夸张性演绎的结果，而不是真的存在什么“纵目人”。
昌意之子高阳因有圣德，得到天下拥戴而为天子即帝颛顼，是大禹的祖父。之后，大禹因其功德，被推举为天子。自此，中国进入了夏朝。以蜀地如此特殊的地位，鉴于夏朝拥有多个都城的传统，蜀地很可能是夏朝的都城之一。该都城可能历经两次迁徙：从大禹出生地迁三星堆，再迁金沙。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出土文物，正好证实了这一点。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大戴礼记》：“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宠君师，是礼之三本也；”“王者天太祖，诸侯不敢怀”；“郊止天子，社止诸侯”。《周礼·春官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蜀地作为两任天子的诞生地，其必然也必须按照天子规格依礼开展事天、事地、事先祖的活动。事实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三星堆出土了规模宏大的建筑和大量天子专用的玉器。毫不意外的是，一切祭祀用品，必然且必须由朝廷统一制作统一颁发。因此，这里的器物不仅与中原器物的外观形制相同，而且原料工艺也高度一致。
如此规格必然伴随整个夏朝，《礼记·祭法》：
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
夏朝灭亡后，按照中国传统礼制，仍将保留这一规格。《通典·宾礼一》：
虞舜以尧子丹朱为宾，曰虞宾，而不臣之。(书云：虞宾在位，群后德让。)夏禹封丹朱於唐，舜子商均于虞，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礼乐如之。以客礼，不臣也。周武王克商，而封夏后于杞、殷后于宋，皆爵公，封舜后于陈，爵侯，以备三恪。(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后，又封舜后，谓之恪。恪，敬也，义取王之所敬，并二王后为三国，其转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
按传统礼制，灭其国而不绝其祀。因此，商汤灭夏之后，位于蜀地的诸侯们仍将按照夏朝礼制，一如既往地祭祀黄帝（或是帝喾高辛？存疑）、颛顼、大禹和其他列祖列宗，而且蜀国还能享受到不臣之礼的待遇。
三星堆遗址能如此大规模地、完整地出土如此昂贵的器物，说明其从未遭到严重破坏，而是有计划有组织地掩埋，并受到很好地的保护。西周建立后，推行了新的二王三恪制度，立夏后氏之嫡于杞，而位于蜀地的祭祀制度被取缔。我估计，“三星堆”便是诞生于这一时期，大致在这一时期，蜀国迁都于金沙一带。
三、四川从来是中华文化的主要地区之一
多年来极力鼓吹三星堆“神秘”的某些人，近些时，又开始借三星堆新出土文物散布中华文明是多元起源的“新理论”，还有与之密切相关的“酋邦说”云云。
有史以来，蜀地一直隶属于中国中央政权的统治区，不仅从来不是边地或者偏远地区，而且是在朝廷分量极重的地区。黄帝分封其正妃嫘祖所生育的儿子治理这里，颛顼、大禹先后从这里走出位居天子，便足以说明一切问题。
据《史记》，黄帝曾巡狩天下，其路线大致是这样的：
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
黄帝虽邑于涿鹿之阿，但终身征战考察天下，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建立起中央集权万国一体的政治体制。自此，中国走上了规范化的发展大道。
颛顼时朝廷所辖的版图范围是：
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
尧舜时所辖的版图，在《禹贡》之中表述得十分清楚：“于是九州攸同，四奥既居，九山刊旅，九川涤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于是帝锡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天下于是太平治。”
近些年来，考古工作十分活跃。从红山遗址到良渚遗址，从陶寺遗址到石家河遗址，从石峁遗址到三星堆遗址，其出土文物无不饱含同样的精神内核，一样的外在表现。同样的礼制，一样的文化，乃至同样的制作工艺和一样的艺术形式，这绝不是所谓的“满天星斗”所能解释得了的；如此广袤的国土上的无数“遗址”和不可胜数的出土文物，更不是舶来品的“酋邦社会”所能承载得了的。毫无疑问，中华文化的起源，远早于黄帝时代，她成就于中华人文始祖伏羲时代。
据《禹贡》，大禹根据的天下各地的土壤条件和物产，颁布了赋税标准和贡物内容。蜀地的赋税标准是：
其土青骊，田下上，赋下中三错。
明确了贡品的具体内容：
贡璆、铁、银、镂、砮、磬、熊、罴、狐、狸、织皮。
规定了向朝廷上缴钱粮赋税的交通路线：
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
如前所述，蜀国参与武王伐纣，随即成为周天子的“奉王职”的诸侯。东周天下大乱之后，蜀侯率先割据称王。《华阳国志·蜀志》：
有周之世，限以秦、巴，虽奉王职，不得与春秋盟会，君长莫同书轨。周失纲纪，蜀先称王。
阅读《汉书》我们就能发现，汉初的蜀地，人文、科技、经济均十分繁荣，毫不逊于中源。天文学家兼文学家有扬雄；文学家有司马相如；著名学者有严君平、赵宾；著名官员有王褒、何武；至于工商业，“临邛多富人，卓王孙僮客八百人，程郑亦数百人”，“程、卓既衰，至成、哀间，成都罗裒訾至巨万。初，裒贾京师，随身数十百万，为平陵石氏持钱。其人强力。石氏訾次如、苴，亲信，厚资遣之，令往来巴、蜀，数年间致千余万。”如果放在巴蜀庸大地来考察，更是人文鼎盛。正如《华阳国志》所说：
蜀自汉兴至乎哀、平，皇德隆熙，牧守仁明，宣德立教，风雅英伟之士命世挺生，感于帝思。于是玺书交驰于斜谷之南，玉帛戋戋乎梁、益之乡。而西秀彦盛，或龙飞紫闼，允陟璿玑；或盘桓利居，经纶皓素。故司马相如耀文上京，杨子云齐圣广渊，严君平经德秉哲，王子渊才高名隽，李仲元湛然岳立，林公孺训诂玄远，何君公谟明弼谐，王延世著勋河平。其次，杨壮、何显、得意之徒恂恂焉。斯盖华、岷之灵标，江、汉之精华也。
如此盛况，如无千载之文化积淀，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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